到达很重要，如何到达也很重要

这是「成长的耳朵」专栏第⑬个故事

“我都是为了你好”“你长大后就会明白我的苦心”这两句话，绝大部分的中国家长都曾对孩子说过。

身为父母，我们在教育孩子时总是带着好的意图，但是究竟应不应该在孩子身上施加自己的意志？如何才能做一个自由开明的“引路人”？本期“成长的耳朵”为您解答。

一听

回忆再现

这次要讲的是我和妈妈之间最著名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太有代表性，以致于我在宾大上学时，在《青少年发展》这门课的期末论文中还把它当做案例分析，拿了最高分；与此同时，它也是我成长中最有争议的一个故事，说它有争议，是因为我和妈妈至今对这个故事的回顾都带着各自不同的角度，而且这个故事的构成元素不具有普遍性，是因为我的中学生活刚好和妈妈的工作环境重叠而造成的。但有争议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争议会刺激每个人产生自己的见解，直面不同的观点，促进更深的思考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十几岁，但直到我二十几岁才有了完整的结尾。这是怎样的故事，一起往下看吧！初二那一年，妈妈提出要让我转班。她的理由是，我当时的数学成绩明显下滑，作为年级主任的她，知道我们班的学习氛围整体出现了问题，而数学变成了我的薄弱项，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我的成绩只会继续下滑，中考就很不乐观。于是她提出要把我转到她亲自当英语老师的班上去，以便她可以随时观测我的学习状况。

我自然是不同意的。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班级，也不想离开班上的好朋友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万分不想在我妈眼皮子底下当学生。

于是，我妈给了一个条件，如果在下一次月考中没有考进年级前100的话，就必须无条件转班。真是天不助我，没想到那一次月考数学很难，原本优势的英语反而简单。优势没有，劣势突出，结果掉出了年级前100，无可奈何转到新的班级。

直到长大再次讲起这个故事，我妈才终于吐露了当年这个事情的真正内幕。原来学校每次月考，为了把控考试的整体效果和便于评估总分的稳定性，月考命题原则是“难度交叉，学科交错”，也就是说，每一次月考总是有的科偏难，有的科简单，有的科正常，不能连续几次让同一学科难或简单。在考前的命题指导会上，年级组会提前统一决定每次考试难度的分配。妈妈刚好是我那一级的年级主任，在考前与出题组开会的时候，决定了那一次月考数学学科考难，英语学科简单。所以当年那次决定我转班与否的月考，为何正中我的死穴——数学这一科上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我就这样傻傻中招了。 

转班事件是导火索，引爆了我的叛逆期。虽然妈妈成功将我转入她的班，可是我们之间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争吵与冷战。在那段时间，我始终无法原谅她强行为我做出的这个选择，采取了各种方式企图让她为她的行为感到愧疚。据妈妈回忆，那段时间她也是相当神伤，不知为何一向乖巧的我竟会对这件事有如此大的反应。 

不过后来中考我考得很好，一项薄弱的数学竟在当年中考数学暴难的情况下，成为全校为数不多的140分学生。妈妈因此对她为我做出转班的这个英明决定感到更加骄傲，当时我也无可辩驳。

长大后，数次回忆起这个故事，特别是在论文中当案例分析后，我终于对它有了全面的理解，更了解我的立场，也更了解妈妈的立场，觉得是一个讨论教育的有趣案例。

二听

真心互见

三听

教育灼见

在这次的教育灼见里，我想抛出一个核心问题：

家长究竟应不应该在孩子身上施加自己的意志？

为了解构这个问题，方便大家的思考，我们分别换掉当中的两个词语：

当把 “意志” 换成 “影响” 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

其实当家长想要去施加影响时，无外乎两种原因——要么是看到了好处，希望孩子得到；要么是看到了坏处，希望孩子避免。从这个角度，我并不赞成对孩子完全不施加任何影响，任由他们随机成长。成长本身就包含了被影响，家长的作用本来就是用大人的最佳判断去影响孩子。作为家长，不能把孩子当野草一样任由他们无序生长，盲目遵从孩子当下的需求和偏好，让他们在成长中的众多分叉口做不承担后果的随机选择。这样的家长不是所谓自由开明，而是“不作为”。

也许有的家长觉得不应该施加自己的想法，认为这样的教育是威权主义，没有尊重孩子的意志。可是凡事不总是只有两个极端，在“威权”家长和“不作为”家长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，不用执迷于要当哪一类家长，家长的类型不是由一个词语决定的，而是由当下的具体情景决定的。

所以家长不必终日不安，怀疑自己是否做了对孩子最好的选择。因为没有绝对的最好，只有当下的最好，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一个后果, 干预有干预的后果，不干预有不干预的后果，无论如何，家长必须在当时做出选择，要么选择A，要么选择B。如果家长看到了终点的位置，就应该尽量引导孩子往正确的方向行进，这不仅是家长的选择，也是家长的责任，但前提是家长需要一直提高自己担当“引路人”的能力。

当把 “施加” 换成 “强加” 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

想必大部分家长此时的答案应该是NO，可是思想上的NO有时在行动上却变成了YES。

家长教育孩子总是带着好的意图，可是好的意图不能为不好的执行方式买单。“我都是为了你好”和“你长大后就会明白我的苦心”这两句话不仅在当下对孩子完全不起作用之外，有时候成为了家长不努力寻找更好的过程方式的借口。

在中国的文化里，有一种结果导向的倾向。只要结果是好的，过程的不足和痛苦就可以被掩盖，换句话说，一个好的结果可以美化不好的过程。但我想提出一种新的观点——家庭教育里也需要“程序正义”。程序正义是西方的一种法律传统，又被叫做“看得见的正义”，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：“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，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”（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,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.）

我认为教育也应如此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教育都是从终到始---看准了目标，倒推回来决定当下的行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很多东西被“牺牲”掉了，包括孩子应该得到的过程公平和合理解释。这里面似乎藏着一个隐形的共识---只要目标正确，结果到位，可以不用去考虑过程是否正确。

这好比是教育里出现了黑盒子，只要有好的结果，就不用搞清楚教育是怎么回事。

可是在教育这件事上，不能有“黑盒子”，教育要以清晰正确的方式传递给孩子，让他们看得见感受得到，因为我们必须要教会他们正确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并且传递一种信念——要相信正确的过程会导致一个正确的结果。

到达很重要，但如何到达也很重要。

可惜很多时候，家庭教育存在许多模糊甚至看不见的过程，空有一个看似胜利的结果，但孩子会为这个模糊的过程付出很多痛苦, 家长其实也同步在承受。就像我当初为我感受不到的公平，而与妈妈展开的冷战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。

教育不仅要从终到始，也要从始到终。我们不能只关心在哪里结束，还要关心如何开始，有时候，如何开始甚至会决定是否能到达终点。